近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發(fā)文,免除馮繽助理審判員職務。妻子工作10年卻被辭退,身為法官的馮繽為幫助妻子維權,穿著法袍多次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人將其遭遇看作法律的悲哀,也有人認為,馮繽的“執(zhí)拗”表現(xiàn)了他對法律的信仰,值得肯定。(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如果說幾天前“廳官太太被打”作為一起公共事件,被認為是“還原了普通上訪者的悲情”,那么現(xiàn)在“穿法袍法官上訪”被撤職事件,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典型上訪者”的維權之艱。
說馮繽是“非典型上訪者”,無非是源自他的特殊身份——法官。這也正是這一起公共事件的“看點”和價值所在。我們知道,法院被認為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法官就是這道防線的守門人。拋開馮繽妻子與法院在勞動權益的糾紛上,到底孰是孰非的問題。因為上訪維護自己的權益,夫妻雙方就被所在單位雙雙“免職”,這卻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這說明,法官的維權成本,也是相當高的。法官的權利救濟尚且如此艱難,普通公民的維權救濟之難,則不難窺知。
法官穿制服戴國徽上訪,在此時,法袍和國徽,其實已經成為了公民維權的一個籌碼和道具。因為普通上訪很難引起“轟動”,也很難引起領導重視,更難以得到權利救濟?!安蛔邔こB贰贝藭r就成為了公民上訪維權的“終南捷徑”。法袍本應是法官權威的象征,是彰顯公平與正義的服飾。但在這里,卻成為公民維權的籌碼和道具,這種行為藝術,也成為了公民維權現(xiàn)實狀態(tài)的一種隱喻。
要讓普通公眾在遭遇不公后,還對社會抱有希望,就必須讓弱者花費較少成本,就能維護自身權益,這是樹立社會公平的條件之一?!靶∪宋铩钡木S權成本越低,越有助于促進公民社會的生長與勃興。而從被還原的“普通上訪者的悲情”影像,到現(xiàn)在的“非典型上訪者”的維權之難,讓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沉重。
馮繽說,自己這樣做既是為了家人,更是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法律信仰,“我就是要用我的經歷告訴全社會,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沒有冤屈而無理取鬧,不是所有上訪人都不懂法律”。正如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所說的:在法院之墻“外面的”某處,流傳著公共輿論的潮流和趨勢,它們輕拍著法庭之門。無論如何,“非典型上訪者”的行為藝術維權事件,的確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因為,它傷害的,不僅是公民權益,還可能是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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