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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米爾斯就十分厭惡那些只具有“技術專家氣質”的社會科學家。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米爾斯曾毫不客氣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養(yǎng)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對人類理性尊重的價值指引了他們生活”的人，屬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術專家”。在米爾斯看來，人文精神和價值信仰是激發(fā)社會科學之想象力、“確立社會科學對于我們時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義”的關鍵。而現(xiàn)今，“科層制的氣質滲透入文化、道德和學術生活領域”，這種實用主義橫行、功利主義作怪的狀況是社會科學的重大災難，技術專家式的學者們因其實用性取向不僅遠離了社會學的想象力，也遠離了社會學的思想力與行動力。

米爾斯的批判并不僅僅于局限于社會學，當我還在香港的大學里工作的時候，就曾深感到米爾斯筆下所謂的“科層制的氣質”對于思想、理念無孔不入的侵襲和束縛。我所在的學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進了幾位。指標壓力之下，博士、教授們都成為了論文生產(chǎn)線上的機器，一項課題可以就其中幾個變量的異同顛來倒去翻炒出好幾篇論文。更為甚者，這條論文生產(chǎn)線也講究專業(yè)化分工，在某一社會科學系，有位副教授最為擅長統(tǒng)計運算，被奉為鎮(zhèn)系之寶，因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論文牽涉到復雜的統(tǒng)計分析，就好像裝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須交給他來做。他每年也因此會發(fā)表十幾篇學術論文，但迄今鮮有一篇具有影響力和創(chuàng)新力。這種學術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而忽視了人文底蘊這一本為內(nèi)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人文修養(yǎng)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強調知識自主性的分量，是因為我更加看重學者的公共責任。在我看來，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者，他并不應該只局限于自己的專業(yè)學科之內(nèi)，他也應該是一個行動者，應該關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時將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會議題之中，去參與、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會運行的可能性，從而帶動起大眾，或者說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認知和思考。這一過程中，一個具有良好人文底蘊的學者，必然會秉承自己獨立的價值標準，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時，社會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爾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