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廢除政府的數(shù)量管制,放開出租車市場,只是實行個體制,將出租車公司的壟斷地位轉給個體司機,那么把握稀缺的牌照資源的個體司機就成為新的壟斷租金的食利者
上周的杭州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目前看來矛盾的焦點在份子錢以及運價問題。有些學者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公司制,是出租車公司這個“剝削階層”剝奪了太多本屬于出租車司機的收入,他們認為解決之道是廢除出租車公司這個不勞而獲的食利階層,讓出租車司機成為個體戶。
這個說法似是而非,也可以說沒有抓住問題關鍵。出租車行業(yè)應該是公司制還是個體制,這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適合公司制還是個體制,這只是一個市場主體自我選擇的問題。
律師這個職業(yè)也和出租車司機類似,很適合個體運營,但在律師行業(yè),主體的經營形式仍然是公司制,也就是合伙的律師事務所。公司的作用一是能夠形成品牌,增強消費者的識別度和信任度,二是能夠通過合作共享資源,擴大市場范圍。出租車行業(yè)也是如此,出租車公司可以統(tǒng)一調派車輛,客人通過電話打到公司調度中心,調度中心可以馬上通知客人附近的車輛。這可以優(yōu)化資源的分配,從而在整體上增加收入。
當然,個體制有個體制的好處,那就是個體司機可以把握自己的運營時間,也可以節(jié)省上交給公司的費用,這可能會增加個體司機的收入。
但出租車行業(yè)的問題并不在這里。問題在于政府對這個行業(yè)所進行的管制,主要是數(shù)量管制和價格管制。
政府對出租車牌照的管制,憑空為這個行業(yè)增加了成本。政府并不知道一個城市應該有多少數(shù)量的出租車更合適,所謂的通過城市人口、居民收入、公交覆蓋等進行計算的“科學的測算”都不可能算出市場的容量。在每個城市都大量存在的黑車就證明市場仍然是短缺的。我現(xiàn)在居住的北京,全市有6萬多輛出租車,但黑車超過10萬輛,還有數(shù)量無法計算的拼車和私家車偶爾拉順路客人的“順風車”的數(shù)量。
正因為數(shù)量管制的存在,出租車行業(yè)在各個城市都是供應短缺的,這一方面造成了各個城市不同程度存在的打車難問題,另一方面,出租車公司享受了管制所造成的利潤,在利潤分配中因為自己的強勢地位而占據收入的大頭,從而釀成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的矛盾。同時,由于價格管制的存在,政府調整價格的頻率必然滯后于市場,加上數(shù)量管制所形成的出租車公司的強勢地位,出租車公司不愿意放棄利潤而降份子錢,使得成本的壓力壓在司機頭上,最終激化矛盾。但正如以上所說,這個問題不是廢除出租車公司就能夠解決的。如果不廢除政府的數(shù)量管制,放開出租車市場,只是實行個體制,將出租車公司的壟斷地位轉給個體司機,那么把握稀缺的牌照資源的個體司機就成為新的壟斷租金的食利者。他們很可能會把出租車轉給其他人開,自己坐享租金,而真正開車的司機仍然要交“份子錢”。
讓市場充分競爭,市場會形成各種不同層次的出租車,有個體的,有公司的,會有針對中低收入階層的“市民出租車”,還會出現(xiàn)針對高收入階層的“豪華出租車”,細分的市場會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服務水平會有更大的提升,同時也會促使從業(yè)者提高效率而增加收入,各方都會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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