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幾則讓人心情沉重的新聞:8月9日,中國傳媒大學女研究生周某外出拍戲,遭同級同學李某強奸未遂后殺害,李某的動機僅是“想找個無辜的人發(fā)泄一下”；12日深夜,天津港國際物流中心區(qū)域內一危險品倉庫突然爆炸,截至13日19時已造成5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13日中午,一男子在北京三里屯優(yōu)衣庫附近無故持刀砍殺路人,造成一死一傷,作案動機疑似“想報復社會”……

這些無法預知的事故,一次次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尤其不同于以往的是,因為移動互聯(lián)網的普及,很多事故現場照片、視頻以及網友議論,都能通過手機迅速傳遍網絡。這種信息傳播新模式,強化和放大了一種虛擬而逼真的“在場感”,也讓很多人對身邊的風險產生了擔憂:我們這個社會到底還安不安全?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們避免“死于非命”?以后人多的地方還能去嗎?

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現代人確實生活在一個風險越來越普遍的社會當中。那些讓人們感到焦慮和恐慌的風險,有的屬于自然災害、生態(tài)災難等“外部風險”,有的則屬于社會治安沖突、戰(zhàn)爭威脅、經濟崩潰等“人為風險”。無論是哪種潛在的風險,都讓每個人的財富和生命安全充滿了更多不確定性。

事實上,在很多負面新聞發(fā)生之后,總有人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代入。這種“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因為一兩起個案而草木皆兵,無疑有些過慮。畢竟,能夠成為“重大新聞”的通常都屬于小概率事件,我們不可能上街就遇到歹徒行兇、坐公交就遇到爆炸事故、乘個電梯也會丟了性命。一個正常的社會,不會處處都是“陷阱”,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都會平安地度過一生。

不過不能否認,有些安全風險應該是可以防范甚至避免的,而且社會的不確定因素越少,民眾的安全感就越多,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也會更高。在防范社會風險方面,政府、媒體和個人都有提升應對能力的空間。

作為“風險管理者”的政府部門,在保障民眾安全感上應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普通公眾所感知的安全風險,主要與安全生產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建筑質量事故、社會治安事件、城市能否抵御自然災害等有關,而這些領域的問題,正是公共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各級政府、各職能部門理應守土有責,努力做好、做實、做細自己分內之事,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監(jiān)管機制、危機事件應對體系,會讓民眾生活得更踏實。

信息時代,媒體是公眾感知社會的重要媒介,媒體也理應承擔減少不確定性、增加社會安全感的責任。尤其進入新媒體時代之后,信息傳播格局發(fā)生了劇烈變化,真真假假、魚龍混雜的信息比較多,更需要媒體真正能成為社會穩(wěn)定器。比如,在安全事故發(fā)生之后,媒體要及時發(fā)布信息,減少信息盲區(qū),幫助公眾作出理性判斷；要堅持專業(yè)精神和職業(yè)操守,不傳播虛假信息,不刻意渲染和夸大社會風險。

當然,安全感由心而生,公眾也要提高自身修為。每個人都是防范和處置公共事件的參與者,一方面要有基本的危機判斷、避災避險和自救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理性,不盲目放大個案的風險。尤其在新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是一個“自媒體”,是一個能迅速向外傳播新聞的信息源,所以無論在何時,對于一些容易引起恐慌的信息,有必要在傳播之前先細心求證一番,如果不確定不妨讓其“沉淀”一下。畢竟,有時你的隨手一轉,就可能引發(fā)一場人人恐慌的“蝴蝶效應”。

公眾是否有安全感,是衡量一個社會治理水平的晴雨表,也是檢驗社會幸福指數的重要標準。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少一些,民眾的安全感就更多一些。社會轉型期也是矛盾突發(fā)期,有關各方應該防范一些影響人心穩(wěn)定的安全事故,更應該及時從源頭調節(jié)各種矛盾和沖突,讓每個人都能安安心心地過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