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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央將建設各類保障房1000萬套，是“十二五”期間重要的民生計劃之一。如此大規(guī)模的保障房建設，如何落實是十分關鍵的問題。繼湖南衡山縣電力局、安徽電力等企業(yè)被曝出集資建別墅群后，人行蘇州支行一個集資別墅項目近日也陷入輿論漩渦：該支行集資建的別墅，有員工嫌其“位置偏僻”而轉售他人。幾乎同時，新華社也曝出福建龍巖市經濟適用房被某些公職人員“團購”，機關事業(yè)單位的工作人員占申購者比例近20%。

隨著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持續(xù)推進，在房價依然高漲的情況下，大量的國有壟斷行業(yè)和企事業(yè)單位借著國家房地產調控的契機，以福利分房、單位集資建房的自肥方式，侵吞國家土地和財政等公共資源，保障房建設正在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又一個黑手。因此，如何實現其原有之意，必須從制度上做出切實保障，不僅要從信息上公開，而且還要有相關的治理措施，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當前的房地產畸形發(fā)展問題。

有數據顯示，北京市2005年到2009年公開的土地供應量，70%以上的土地用于建經適房和享受經適房等政策的住房，同期面向社會供應的經適房數量加起來只有7%左右，也就是說，面向社會的經適房土地只有4.9%。一直以來，社會上對于房地產調控效果不滿意，但是在對于政府部門以及權勢階層的這種違法違規(guī)行為一方面不樂意去相信，甚至還羨慕擁有這些福利，另一方面又對這種行為給予猛烈抨擊。這個反差顯示出在房價高漲的今天，實現“居者有其所”成為社會問題中的一個焦點，任何對保障居民住房的不利影響都給社會帶來極不穩(wěn)定的影響。當前，一方面，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另一方面社會熱議的《住房保障法》一直沒有出來，地方政府關于保障房建設的問題也沒有做出過系統(tǒng)評估，更沒有人回答：到底有多少人需要保障房？需要什么類型的保障房？怎樣去建設它們更為合適？正是由于這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使得保障房體系把該保的人排除在外，開奔馳寶馬的那些不該保的反而理直氣壯地進來了。因此，不改變原有體制下的雙軌發(fā)展模式，房地產的健康發(fā)展也就成為一個空想。

其實，在推進我國房地產發(fā)展伊始，我國對福利性分房、集資建房這些傳統(tǒng)計劃體制下的模式就已經做出了明確規(guī)定。1998年，國務院23號文件規(guī)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各單位以集資建房的名義輕松化解；1999年，國務院下發(fā)10號文件，規(guī)定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明確規(guī)定了職工購房補貼建筑面積的標準，與此同時，披著“集資建房”外衣的福利分房開始面世；2004年，建設部則會同三部委共同制定頒布了《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將集資、合作建房納入管理范疇，再次明確規(guī)定，黨政機關的“集資建房”應予以停止，但一些機關以經適房的名義報批；2007年，國務院出臺24號文件，明確規(guī)定，經適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任何單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購買土地搞集資合作建房；單位集資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經適房供應對象出售。

然而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開發(fā)”的方式，大興土木地給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一方面政府為房地產調控制定出各種法律法規(guī)以及行政的措施來規(guī)范房地產，另一方面，自身又從這個調控之中獲得利益。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結果就是好的政策和制度都成為一個擺設。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建設保障房的困難而言，如何分好保障房的問題則大得多。近日國土資源部通報顯示，北京市門頭溝區(qū)建委原主任安鳳奎在2006年至2009年間，利用職務便利，在該區(qū)廉租房及相關工程建設中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賄賂計人民幣50萬元、港幣28萬元。2010年12月16日，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3年。這類案件各地也不少。

因此，要使保障房行保障之實，不僅要使保障房的信息處于全社會的公開監(jiān)督下，同時還要有強制力的法律保障，才能讓那些套保的權勢利益集團不能也不敢公然侵吞社會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