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北京市法制辦公布了2014年政府立法工作計劃。廣受關注的“地鐵禁食”條款，在擬提請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待審議的《軌道交通運營安全條例(草案)》稿中，已被刪去。北京市法制辦認為，此條款更適宜納入到乘車手冊中，作為對乘客的一種引導、提倡行為。不過，北京市人大城建環(huán)保委則建議對地鐵車廂內飲食加以規(guī)范，將地鐵車站、車廂內，禁止乞討賣藝和派發(fā)廣告也寫入法規(guī)，具體為針對車廂內飲食、車站或車廂內乞討賣藝的行為，違反規(guī)定者，可處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

公共交通工具通常人多擁擠，吃喝食物不但會影響車廂內空氣、衛(wèi)生，也會影響他人，嚴重的還可能構成安全隱患。地鐵禁食作為一種強制性的約束手段，符合大多數乘客的利益需要和價值訴求，能夠倒逼地鐵進食者逐漸養(yǎng)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最終形成道德自覺和文明自覺。這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反對者則認為，很多人在地鐵內進食屬于迫不得已，這種行為只是違反公序良俗，不同于其他違法犯罪，故不應當給予強制約束，只需在道德上進行引導。

筆者以為，厘清這個問題首先應當區(qū)分法律與道德的邊界。相對于道德，法律的力量更直接，同時也更有約束力。但問題在于，地鐵上進食本身的含義范疇讓法律難以界定，比如說，什么樣的行為屬于進食，吃一塊糖果算不算進食？當進食本身的含義難以界定，法律的約束力就變得很尷尬。此外，擁擠的地鐵內，誰來執(zhí)法，如何取證，也是個現實的問題。如果一旦立法而法律在事實上又難以約束一些模糊的行為，法律的權威性就會打折扣。

其次，從立法角度來說，地鐵禁食立法的民意基礎也難以成立。根據網絡民意的調查，很多人對地鐵車廂內吃東西持反對態(tài)度。問題在于，持反對態(tài)度和同意地鐵禁食入法，并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支持罰款。某種程度上，立法能否考慮到少數派意見，能否顧及少數派的選擇權利，是成為善法的重要標準。比如一些低血糖患者，長時間乘坐地鐵不吃東西可能就會帶來問題，了解這些特殊情況則需好好傾聽少數派意見，通過更加多元化而非一刀切的精細立法，盡量關照到生活中可能出現的特例。

在這方面，可以借鑒香港地鐵的做法。雖然香港地鐵也禁止在車廂內飲食，并也有罰款，但主要通過懲罰和教育兩方面執(zhí)行。港鐵工作人員會不時在乘車區(qū)域內巡邏，如果發(fā)現有乘客吃東西，首先會向乘客發(fā)出勸喻，告知他們的行為已經違例，要求停止飲食。如果乘客遵照要求執(zhí)行，會得到一個警告，一旦再犯，就會收到港鐵發(fā)出的檢控通知書并被罰款。如果乘客拒不執(zhí)行，港鐵就會即時發(fā)出檢控通知書。

港鐵的做法非常符合實際，以勸誡教育為主，罰款并非主要目的。港鐵還不斷加強宣傳教育，讓乘客養(yǎng)成不在地鐵內飲食的好習慣。港鐵候車區(qū)和車廂內都貼有禁止飲食的標簽，同時，廣播也不時提醒乘客不要在車廂里飲食。港鐵還會定期制作禁食海報進行宣傳。2012年，港鐵就推出立體“忍者”公仔的宣傳主角，呼吁乘客在地鐵里“忍”住、不要飲食。對地鐵禁食，這些做法都值得我們借鑒，而不宜過于依賴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