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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媽”（Dama）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中又多了一個特定群體。在大眾傳媒上，“中國大媽”以廣場舞的方式席卷國內(nèi)外各大城市的廣場；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nèi)的社區(qū)超市，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在上面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當大媽被戴上固化的“臉譜”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對抗起來。

污名化“中國大媽”構建不起社會文明

在對“中國大媽”進行評判之前，我們應該先厘清幾個問題：“中國大媽”是我們的親人，比如，我的母親也喜歡跳廣場舞，事實上，親人、朋友、鄰居也多有被歸列到“中國大媽”這個群體者；“中國大媽”跳廣場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樂，這恐怕是當下城市白領最難以企及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了；不讓“中國大媽”擠公交，難道你讓她們重新考駕照嗎？

“中國大媽”，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她們已經(jīng)退休，沒有占有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更沒有占有媒體資源；她們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實際上那個年歲的人，沒有幾個有高文化的。因此，她們并沒有在媒體中發(fā)聲的機會，也沒有為她們這個群體進行正名的機會。而“中國大媽”的污名化遭遇，也出現(xiàn)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現(xiàn)在的90后身上，被批為“墮落的一代”已經(jīng)成為了過來人看年輕人的慣用眼光。

在行為模式上，中國大媽表現(xiàn)出了與所謂精英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徑。最起碼的表現(xiàn)有，“中國大媽”甚至都不會上網(wǎng)，至于用自媒體和社交軟件，恐怕就更難了；在理財這事上，“大媽”也與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觀念，買LV與買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清；在藝術審美上，“中國大媽”基本從來不看電影，不知道什么是大片，不過，她們卻是電視的忠實粉絲，她們不認為抗日劇和家庭劇惡心，她們喜歡看“話嘮性”節(jié)目；在健身這事上，她們沒有那么多的文藝范兒，相比于機械舞、現(xiàn)代舞、拉丁舞，她們喜歡歌詞和曲調(diào)都在小學水平的《最炫民族風》。除此之外，她們只追求實惠與快樂，她們赤裸裸地把年歲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

污名化“中國大媽”這樣一個群體，其實也是在污名化我們的社會。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其間的各個群體都應該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異的。如果哪一個群體的問題特別嚴重，只能說這個社會的某種資源，在對不同年齡群體進行分配時，產(chǎn)生了一些不均。比如，對于廣場舞，我們似乎可以責問城市建設的人均廣場面積、人均綠地面積是不是達到了西方國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國大媽”，不過是在掩飾當下社會的一些不完美之處，然后，把制度的問題、政府的責任與全體社會民眾的道德問題，都具化到某一個無辜的群體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國大媽”之外的群體，似乎都可以高枕無憂安安穩(wěn)穩(wěn)地睡覺，政府部門也不需要對廣場和綠地擴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了。因為，天塌下來，有惡名遠洋的“中國大媽”頂著呢！

污名化一個群體，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這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都不需要把罪過強加到任何一個群體身上。而且，這樣的社會情緒如果滋長起來，根據(jù)“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傳染”等特性，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都有可能被污名化。

王傳濤（山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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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媽”共性內(nèi)心訴求不應被忽視

“大媽”成了“愛扎堆”的另類注解，在種種現(xiàn)象的背后，需要真正理解她們?yōu)楹螑墼?。俗話說物以類聚，老媽們扎堆顯然有共同的需求與訴求，滿足群體特定的心理。大媽們離開了工作幾十年的單位后，那種以業(yè)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瞬間分崩離析，人際關系出現(xiàn)了斷裂，需要新的人際關系來延伸和充實自身的生活空間，并需要從中找到內(nèi)心價值的取向。一方面是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她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感。

大媽們步入老年，有時間、有精力，卻在家庭中開始失去主導地位，子女們忙于事業(yè)，忙于生計，忙于生育，大多無暇顧及她們，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其中一些，照顧孫輩成為維系親情和證實老年人作用不多的紐帶。而之于社會，她們“余熱”散盡，退出職業(yè)身份，成了社會的閑人，更多的時候“安度晚年”的另一面，是不要給社會“添亂”。

現(xiàn)實的處境，其實讓大媽們處在家庭與社會的邊緣，“后職業(yè)時代”的落差，決定了大媽們需要找到一個生活空間與心理空間的突破口。由此，不難理解大媽愛扎堆，其實是滿足“抱團取暖”的共同心理需要。她們極盡表現(xiàn)，占領華爾街，擾動金價，瘋狂地跳著廣場舞，即使被妖魔化，她們也一定要彰顯自己的存在。

她們在一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追求，過得相對充實。所以，不難理解她們?yōu)榱速I幾斤新鮮雞蛋與蔬菜，花一兩個小時坐公交和排隊，更在意的是消磨時光和家長里短的過程。同時，無論是廣場舞還是一起做按摩，大媽們在一起，尋找情感的相互慰藉，紓解朋友、伙伴乃至親情的焦渴。諸如，兒女說100句不聽，卻輕易被推銷員的一句話說動，這其實是老人們在心理上對親情的渴求，推銷員這時就變成了一種“代償”，成全了大媽們虛擬親情的自我滿足。

大媽現(xiàn)象折射出城市社會轉(zhuǎn)型與老年化趨勢下，老年人特殊群體訴求自我滿足的局限性。對待大媽現(xiàn)象，不能單純停留于表層，更該反思城市和家庭應當如何善待這個群體，而不只是單純滿足“活著”的初級層次需求，對她們在精神文化、社會交往和親情養(yǎng)老等方面的普遍需求，給予必要的尊重，并加強引導、建設和服務，體現(xiàn)出更多的制度善意。

木須蟲（湖北職員）

“中國大媽”須努力與全世界實現(xiàn)和解

“中國大媽”本來是對一個社會群體的籠統(tǒng)稱呼，并無褒貶之意，但是在媒體的報道，網(wǎng)絡的炒作中，現(xiàn)在儼然成了一個貶義色彩濃厚的詞語。具體到現(xiàn)實中，“中國大媽”做什么似乎都不對，怎么做似乎都是錯。跳廣場舞成了搶地盤，乘公交車成了搶座位，去超市購物成了撿便宜，隨之而來的就是諸如“擠占公共資源”“擾亂公共秩序”等“高大上”的指責。

本來能夠被社會，甚至是被國外主流媒體作為一個群體關注，彰顯“群體力量”，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像當年“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被評選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一樣。但“中國大媽”們還沒有體會到任何的自豪感，就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個社會的處境日益尷尬，好像站在了全世界的對立面上。

也許是尷尬得太久了，當媒體把麥克風遞到“中國大媽”的手上，給了她們表達的機會，她們毫不猶豫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早高峰擠公交，我們也有事兒；扎堆搶雞蛋，因為雞蛋既便宜又新鮮；跳廣場舞，可以健身也可以和老朋友聊家常。我們怎么就做錯了？聽了“中國大媽”這種反擊，你不能不說沒有道理，但真正應該引起我們反思的，是“中國大媽”的自我描述為什么和社會對她們的印象相差如此之遠？“中國大媽”到底該如何與全世界實現(xiàn)和解？

實現(xiàn)和解的關鍵就是互相理解，彼此體諒。當“中國大媽”為自己進行自辯的時候，她們同樣需要自省，需要自律。你可以跳廣場舞鍛煉身體，但是不能因此而擾民，把音量放小點，在跳舞的時間選擇上更合理一點，這是大媽們需要做的。乘坐公交車外出是每個人的權利，但如果僅僅是為了去公園鍛煉身體，大可不必非要趕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年輕人搶座位。當“中國大媽”完成了自我反省，實現(xiàn)了自我約束，她們與這個世界才有了和解的可能。

當然，和解不是單方面的事情。早晨乘坐公交車，也許她們確實有自己的事情要辦，并非故意和年輕人搶座位；跳廣場舞是她們?yōu)閿?shù)不多的鍛煉身體的方式之一，因為除此之外，政府和社會并沒有給她們提供更好的鍛煉身體的方式和場所；搶購超市廉價雞蛋，既說明她們勤儉持家的傳統(tǒng)美德，也說明她們在經(jīng)濟上還不夠?qū)捲?。所以說，“中國大媽”能否與全世界實現(xiàn)和解，不但關系到社會對一個群體的評價，也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而和解的關鍵，就是她們與我們彼此的寬容、理解與自律。

苑廣闊（廣西 職員）

“廣場舞大媽”，最近成了媒體重點關注的一個關鍵詞。在大眾傳媒上，大媽通常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她們席卷國內(nèi)外各大城市的廣場，在勁爆音樂聲中翩翩起舞；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nèi)的社區(qū)超市，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在上面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

誘發(fā)這個新聞焦點爆發(fā)的是一連串事件：據(jù)說，“大媽”（Dama）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又據(jù)說，莫斯科紅場和美國的中央公園已被“廣場舞大媽”占領了。當然，在紅場因為拉橫額、在中央公園則因為干擾他人而引起了法律糾紛。更有外媒報道，中國大媽不僅影響了全球黃金的走勢，更將目光投向各國房地產(chǎn)等投資項目。

在現(xiàn)實中，“廣場舞大媽”與一些年輕人在生活方式上確有沖突：一方面在很多新型住宅區(qū)中，“廣場舞”的噪聲與社區(qū)追求寧靜的理念發(fā)生沖突，備受譴責；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出現(xiàn)“廣場舞大媽”萬人“暴走”，大媽們說：“不讓我們跳舞還能干啥？”

如果僅僅是“最炫民族風”或者“小蘋果”的舞曲聲過于澎湃，從而導致城市的噪音干擾，這恐怕只是個技術問題，通過立法和技術手段都可解決。比如一個小小的“藍牙耳機”，只怕也能夠使城市歸于靜默。但是，當“廣場舞大媽”被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探討，那就相當“費口水”了。

“廣場舞”在中國算是個文化傳統(tǒng)了，“秧歌舞”、“鑼鼓舞”等一直是中國鄉(xiāng)村節(jié)慶的主打項目，很多新興城市的廣場，成為“廣場舞大媽”聚集之地可說是城鎮(zhèn)化過程的一種特色，當然，“廣場舞大媽”群體的形成，有一定的歷史原因，“集體舞”這種被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娛方式，曾經(jīng)被“政治化”過，“廣場舞大媽”的集體記憶中，有一定的“青春懷舊”情結也情有可原。問題是，一些精英階層把這種“廣場舞大媽”文化看做是與所謂現(xiàn)代文明沖突的生活方式，認為“廣場舞”無處不在，是對城市個體獨處自由的一種干涉。

其實，除了噪音之外，“廣場舞”并非“不可寬恕”的，至于置身于外國文明當中，從文化互相影響的角度上，只要不違反當?shù)胤?，也沒有什么可指責的。國外可以有種種的音樂節(jié)和賽車狂歡，為什么中國不可以有“廣場舞”，“廣場舞”經(jīng)過包裝和揚棄，怎么就不可以是現(xiàn)代中國的某種文化符號？而“廣場舞”這種具有社交意義的文娛形式，又怎么會只承載“落后文化”？

“廣場舞大媽”并不是一個歡樂的群體，她們做出自己的選擇說起來也有萬般的生活無奈。這當然也透露出我們養(yǎng)老制度上缺乏精神關懷的缺陷。“廣場舞大媽”每天的聚集，未嘗沒有“抱團取暖”的精神慰藉。有鑒于此，精英們和社會管理者們，不應該以鄙視和厭煩的眼光去打量“廣場舞大媽”，她們是我們的母親。讓我們在制度頂層設計時，把這個利益群體也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重中之重，才是社會文明的進步。

廣場舞大媽開始“轉(zhuǎn)行”了。在江蘇徐州，大媽們不再跳廣場舞，而是開始暴走運動。每晚七點半，三人一排，整齊的隊伍，著裝統(tǒng)一，豪邁的步伐，伴隨著廣場舞激昂的音樂，大步向前暴走，迅速將周邊道路“占領”。但由于暴走團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和車主發(fā)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對暴走進行規(guī)范。

“轉(zhuǎn)行”的大媽依舊沒有逃出輿論的“圍剿”。暴走本是一項比較“時尚”的運動，但因為有“中國大媽”參與，它的格調(diào)似乎也發(fā)生了變化。從廣場舞到暴走，當下的中國社會，只要和大媽發(fā)生了聯(lián)系的健身活動，都有可能“變味”，至少在輿論視野中，它會變得不那么招人待見。

大媽們的健身觀確實值得反思。沒有了邊界意識，廣場舞變成了擾民活動，暴走同樣如此。規(guī)?；谋┳哧犖椴坏绊懡煌?，對大媽自身也不夠安全。缺乏了邊界意識的健身觀要矯正。但是，一味地批評大媽們只重視自己的身體健康，也有些不夠客觀。在鋼筋水泥澆筑的城市中，總得有一個角落讓她們鍛煉身體。當大媽們因為暴走再次成為輿論調(diào)侃的對象時，我們是不是也該借此反思城市規(guī)劃和建設是否缺乏了應有的“健身觀”呢？

談及健身，我們的社會幾乎是處于“分裂”狀態(tài)。一方面，輿論一直在呼吁人們養(yǎng)成良好的鍛煉習慣，往小了說這是公眾健康的需要，往大了說這關系到一個民族的體魄和精神狀態(tài)。但另一方面，健身活動場所卻一地難尋，城市里屈指可數(shù)的體育館或者體育中心，似乎主要用于舉行大型運動會或者演唱會，平日里很少對公眾開放。中國的城市建設越來越追求“高大上”，在規(guī)劃建設方面卻很少有“健身”意識。按照《城市公共體育運動設施用地定額指標暫行規(guī)定》，居住區(qū)、小區(qū)級每千人體育設施用地為200到300平方米。但現(xiàn)在很多小區(qū)尤其老城區(qū)小區(qū)，普遍存在健身區(qū)被占用為停車場、市民活動量遠超健身區(qū)承載能力等問題。

我們也常常從媒體上看到，國外城市中的公共健身場所是如何完善。無論是在澳洲的海濱，還是在巴黎郊野，或者在倫敦的鬧市區(qū)，都能發(fā)現(xiàn)專為騎車人或長跑者鋪設的道路，并且都有明確標志，以防機動車誤闖。而反觀國內(nèi)城市，很多喜愛體育鍛煉的人只能忍受著汽車尾氣和城市噪音的戕害，無奈地沿著被交叉路口、紅綠燈、臺階弄得斷斷續(xù)續(xù)的人行道瞎跑一氣。

城市健身硬件設施的缺失，導致健身觀念無法落地。健身鍛煉的訴求過于強烈了，又往往造成了人際社會方面的沖突。所以，面對大媽“轉(zhuǎn)行”暴走，我們是否可以停止調(diào)侃，認真考慮下城市建設如何完善健身設施方面的短板？過度的調(diào)侃，再嚴肅的社會問題都可能被娛樂化，而如何滿足人們的健身需求，從來都不是一個娛樂話題。

每晚七點半，原本冷清的徐州云龍湖珠山景區(qū)開始沸騰起來。三人一排，整齊的隊伍，著裝統(tǒng)一，豪邁的步伐，伴隨著廣場舞激昂的音樂，大步向前暴走，迅速將景區(qū)周邊道路“占領”。據(jù)了解，在云龍湖周邊每天參與暴走的有上萬人，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團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和車主發(fā)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對暴走進行規(guī)范。（7月10日《現(xiàn)代快報》）

這場面，估計讓全國剛跟上《小蘋果》節(jié)奏的大媽們有點羨慕：踩著鼓點，甩動手臂，上萬人暴走，占領云龍湖——喊口號，放音樂，偶爾還有戶外活動和聚餐，顯然是廣場舞的升級版。磅礴的氣場震懾了不少贊助商，于是，免費T恤等助陣，使得暴走更有動力、更有吸引力。按理說，在公園等場所自娛自樂，也沒什么可說的，“溫州高音炮對決事件”后，各地對廣場舞也更為寬宥，而舞者也自覺調(diào)低了群體的擾民指數(shù)，藏獒沒了、潑糞不見了，相安無事，和諧快樂。

只是，面對廣場舞大媽的突然“轉(zhuǎn)行”，估計城市多少會有點措手不及。一是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眼下的徐州云龍湖珠山景區(qū)，整條暴走線路有一半為混合道路，大多數(shù)暴走團都是走在機動車道上，“每天晚上7點半到9點鐘，這里根本無法行車?！甭窓噘Y源的“人多為王”，上千人“中國式過馬路”，以及對行車安全的影響——使之備受詬病。二是健康風險。譬如在暴走過程中，就曾有一名身穿牛仔褲的50多歲中年男子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經(jīng)醫(yī)院檢查發(fā)現(xiàn)，是因劇烈運動誘發(fā)了心肌梗塞，后經(jīng)搶救無效身亡。不妥當?shù)拇┲?、不合宜的身體條件，使得高強度的暴走比廣場舞更為兇險。江蘇師范大學甚至出臺公告，禁止校外人員在校園內(nèi)開展各類活動（包括跳操、暴走等健身活動），原因是這些活動“已經(jīng)影響到校園交通安全及學生學習”。

從廣場舞到萬人暴走團，看似是民眾娛樂運動與城市生活的糾結，矛盾的背后，還是公共服務長期缺位、基礎規(guī)劃悖逆民眾剛需所致。據(jù)統(tǒng)計，我國平均每10萬人的運動場地數(shù)量只有65.8個，而日本和歐洲發(fā)達國家都在200個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2平方米。眼下不少城市，在攤大燒餅的同時，卻忽視了居民精神文化活動場所的建設：譬如新建小區(qū)往往有高檔會所，卻不可能構建一片廣場舞的理想之地；譬如城市里有青少年宮等地方，卻少有中老年人活動場所……加之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日漸增多，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廣場舞大媽們不管“轉(zhuǎn)行”不“轉(zhuǎn)行”，都可能成為城市政府需要直面的民生難題。

這個時候，一方面是運動場所與空間要“做加法”，另一方面是社區(qū)規(guī)劃與建設模式要“有創(chuàng)意”。譬如“新加坡鄰里中心”模式就很值得我們的公共空間建設借鑒：城市可以將居民住宅區(qū)作為社會單位加以全面規(guī)劃，形成由鄰里組團中心、鄰里中心、新鎮(zhèn)中心和區(qū)域中心等構成的多層次的社區(qū)公共活動中心。公共基礎設施人性化、科學化了，還擔心大媽們正常的運動與娛樂會成為城市心病嗎？

每晚七點半，在徐州云龍湖周邊參與暴走的有上萬人，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暴走族以中老年人居多，成員多是廣場舞大媽轉(zhuǎn)型來的。

因為跳廣場舞而一再蒙受指責的大媽，開始轉(zhuǎn)向暴走了。媒體雖然用了一個時髦的詞：“轉(zhuǎn)型”，但從字里行間，大致可以看出，轉(zhuǎn)為暴走的大媽們和當初跳廣場舞一樣，依然不受待見。

寬容是一個時代最大的美德，特別是在一個多元的時代，一個寬容甚至比一個世界還要重?？捎行┳屓耸氖?，寬容興許患上了“恐老癥”，一旦事臨大媽，旋即繞道而行。今天整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在對大媽們的態(tài)度上，顯得苛刻。并不否認，如同當初跳廣場舞一樣，大媽們在暴走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可這些問題難道沒有放大的成分嗎？拿“車主的不滿”來說，真有那么嚴重嗎？難道沒有車主們需要反思和改進的地方？

從跳廣場舞到暴走，雖然活動形式發(fā)生了變化，但其實質(zhì)沒變。當初為什么跳廣場舞，現(xiàn)在為什么暴走？一條主線沒有改變，那就是對應著整個社會不斷上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因為歷史的原因，大媽們年輕時一直沒有什么愛好，年老了也沒有什么可以“怡情”。無論是廣場舞還是暴走，更多是一種身心寄托。如果整個社會能夠正視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讓他們老有所樂，何至于集體涌向廣場？

當初跳廣場舞現(xiàn)在暴走，為什么受到指責？這里指向了擾民。如果有離家近、設施全、開放時間長的公共場所，何至于產(chǎn)生擾民問題？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平均每10萬人的運動場地數(shù)量只有65.8個，截至2010年年底，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2平方米。而這些有限的公共空間，也多為年輕人所占有。沒有其他愛好的大媽，找不到更多地方健身的大媽，囊中羞澀進不去健身機構的大媽，所能擁有的選擇恐怕也就是奔向廣場、公園和馬路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廣場舞和暴走中雖然出現(xiàn)了擾民問題，但這是進行中的問題，并不是廣場舞和暴走本身的問題。而擾民困境不僅折射著公共法律建設和公共精神的缺失，還折射著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間的不足。需要提醒的是，雖然廣場舞和暴走產(chǎn)生了一些問題，但因為老有所樂，也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上升到社會層面，帶來的“和諧紅利”；具體到家庭層面，帶來的“幸福紅利”，都是客觀而實在的。

從廣場舞轉(zhuǎn)型到暴走，變化的是健身形式，大媽們其實沒有變。面對不斷逼近的老年社會，如何更好地滿足老年人不斷上升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公共法律和公共精神，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間，加強“四位一體”建設，才能實現(xiàn)“老少同樂”。在這其中，年輕人不是“看客”，不是“批評家”，而是溫和的參與者、推動者。

喬杉（江蘇編輯）

當廣場舞的硝煙還未散盡，獵犬、火統(tǒng)、高音喇叭等各種常規(guī)與非常規(guī)性武器還在頻繁使用時，突然發(fā)現(xiàn)，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已經(jīng)轉(zhuǎn)型升級了。有報道說，在徐州，廣場舞大媽“轉(zhuǎn)行”，每晚有上萬人集體暴走。暴走團呈方隊出行，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很多規(guī)模稍大的暴走團都有一套專業(yè)的配置：隊伍前頭一人扛著大旗，上寫暴走團名號；成員們著裝統(tǒng)一，步伐一致，每隔幾十米就有一人腰間挎著小音箱，放著昂揚的廣場舞音樂。

轉(zhuǎn)型升級以后，有兩樣“屬性”并沒有變：音樂與擾民。大媽們顯然不習慣靜悄悄的鍛煉方式，舞是不跳了，但音樂照放。以前是殃及廣場周圍的居民，現(xiàn)在則是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機動車道上，視紅燈如無物，讓交警們?nèi)缗R大敵，讓車主們敬而遠之，暴走大媽們行經(jīng)之處，浩浩蕩蕩。

無論是跳廣場舞也好，暴走也好，作為一種鍛煉身體的方式本無可厚非，但是大媽們顯然沒有意識到，她們鍛煉的權利與他人休息的權利是等同的，你要行使你的權利，也得尊重他人的權利。不能對別人的生活、對社會的秩序形成干擾。

有了大媽們的廣場是逼仄的。有了大媽們的機動車道也變得狹窄了。如果說跳廣場舞的大媽方陣還只是初顯崢嶸的話，那么暴走大媽們的千人方隊在視覺上的壓迫感與沖擊力十以倍之。這就是大媽們的存在方式，宏大、上規(guī)模、旗幟招展、鑼鼓喧天。鍛煉本來是一個人的事，可在大媽們這里，必須扎堆，必須抱團。打小，她們中不少人就過慣了集體生活，集體生活有集體生活的好處，但若是沖破了文明與秩序的柵欄，就容易變成群氓，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拒絕理性而復雜的思考，以小團體利益為判斷取舍標準。尤其當這個小集體足夠大的時候，就很容易藏下個人對一些東西的敬畏之意，對一些規(guī)則的遵從之心。踩著同一個鼓點，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媽們浩浩蕩蕩，精神抖擻，在集體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刷著存在感，誰能阻擋，又誰來阻擋？

一部分大媽們集體生活的邏輯不是突然形成的。無論是廣場舞，還是集體暴走，都依稀有著那個年代的影子。但當這些大媽開始致青春，開始懷念她們的青春時代時，就會發(fā)現(xiàn)，她們那個時代與現(xiàn)在的時代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所有的不適感其實都來自橫亙于兩個時代之間的深深鴻溝。那時與此刻，無法在同一個空間里安然相處。于是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有人說要救救大媽。誰來將她們拯救？這是一個無解的命題。對于一部分年輕時代曾以解放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類為己任的大媽們來說，人到老年，真正能解放的也唯有她們自己。這樣的集體解放可以視作一道時代留下的傷口的自我痊愈，什么時候這樣的痊愈才能完成而不對我們所處的時代造成干擾？只有等到那個時代的一切，都成為傳說，而新的時代接管一切的時刻，天下太平。

在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動場面足以驚呆任何一個外地人。在云龍湖周邊每天參與暴走的有上萬人，他們組成多則成千、少則幾十人的方隊，從音樂廳廣場出發(fā)，穿過云龍湖抵達南三環(huán)后折返，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團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和車主發(fā)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對暴走進行規(guī)范。（7月10日《現(xiàn)代快報》）

相較于廣場舞，暴走這種健身方式更簡單易行，且沒有性別認同的問題，大爺們也可以加入。再加上云龍湖周邊區(qū)域的場地條件，出現(xiàn)令人嘆為觀止的“萬人暴走”，當然就不足為怪了。作為一種健身方式，暴走本身并無可厚非，但參與者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則難免讓輿論將其歸為廣場舞一類，涂上“蠻橫”、“缺公德”等的認知色彩了。這正應了網(wǎng)上那句改編自魯迅名言的流行語：“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廣場舞制造的巨大噪音，盡管讓很多人痛苦不堪，但在現(xiàn)行的法律制度中，還缺乏明晰的約束規(guī)定，社會管理者往往只能進行勸導，因此，忍無可忍的居民就難免采取潑糞、放藏獒等“以暴制暴”式的對抗措施。但對于暴走者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的行為，相關法律法規(guī)并非沒有約束機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guī)定，步行時走入慢車道或闖紅燈，都是可以被處罰的，前者可以罰款20元，后者可以罰款50元。但在執(zhí)法過程中，當?shù)孛窬瘜`法占用機動車道的暴走族們，仍是以教育提醒為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警方對暴走族的道路違法行為，采取了加強值守、教育提醒等辦法，說好聽點是“人性化執(zhí)法”，說難聽點則是“執(zhí)法不作為”。由于執(zhí)法的軟弱，現(xiàn)在每天晚上7點半到9點鐘，云龍湖周邊的機動車基本被暴走族占用，根本無法行車。相關部門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久而久之，必然進一步增加暴走占道問題的治理難度，也許又會回到居民以暴制暴對抗廣場舞的老路上來。

暴走占道擾民現(xiàn)象，無疑又是一個法不責眾的生動案例。在很多暴走者看來，在機動車道大步流星盡管是平時不能干、不敢干的事，但現(xiàn)在暴走隊伍人多勢眾，只要“別人干了我也能干，眾人干了我更能干”，反正有那么多人在我頭上遮著、扛著，反正警察不會只追究我一個。正是有了這種“法不責眾”的心理暗示，以及執(zhí)法部門的過分遷就與放縱，才催生了諸如“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違建”等一系列社會怪象。

廣場舞噪聲擾民也好，萬人暴走團霸占機動車道也罷，說到底還是公共意識出現(xiàn)了偏差，人們的權利意識復蘇了，而權利邊界意識卻沒跟上。喚醒權利邊界意識，既需要相關利益群體進行更多坦誠的對話和溝通，相互換位思考；更需要樹立法律的威嚴，破除“法不責眾”的的心態(tài)，通過罰款等措施提高占用機動車道者的違法成本，喚醒他們的規(guī)則意識，不能只顧“走自己的路”，卻“讓別人無路可走”，須知，若自由無約束，則自由無意義。

《徐州廣場舞大媽轉(zhuǎn)行每晚上萬人集體暴走》，乍看7月10日《現(xiàn)代快報》這篇報道的標題，筆者心中不免竊喜——“中國大媽”終于找到健康又不擾民的鍛煉方式了！可仔細讀過，才發(fā)現(xiàn)變化的是形式，不變的是“擾民”，大媽們繼續(xù)著自己的“頑皮”。報道稱，在江蘇徐州，有上萬人組成多則成千、少則幾十人的方隊暴走，放著昂揚的廣場舞音樂，1小時可以暴走7公里。暴走過程中還不時占用機動車道，遇到紅燈徑直闖過。交警稱，雖然按規(guī)定可罰款，但基本以教育批評為主。個別地方為此專門設立警務服務站，由民警帶領輔警值守。

暴走，的確是鍛煉身體的好方法，既不需要裝備成本，又不需要太高規(guī)格的場地，小區(qū)里、公園內(nèi)、馬路邊，都可進行?？尚熘莸拇髬寕兎且砸环N“轟轟烈烈”的、“不折磨別人死不休”的方式進行，不該走的路要走甚至要搶，該等的信號燈不管不顧，實在是把好“經(jīng)”念歪了。

不少人對如此行為表示了理解，認為大媽隊伍中或許就有“你我的媽媽”，她們是長輩，理應受到尊重，還有人覺得，“有一天你也會成為‘大媽’”。

在我們這個尊崇孝道的國度，如此思維方式，當然應獲得認同，只要長輩有需求有想法，不管是出錢、出力、出時間抑或作出其他一些權利讓渡，相信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有所吝惜。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孝道、禮義之外，還該有其他的行為準則和底線，并且是堅決不能逾越的，哪怕是親情也不能與之抗衡。告訴自家的老人做對的事，自己開心的同時也讓別人開心，才是真正的“孝”，一味縱容，不理性更不明智。

至于暴走，大媽大叔當然有參與的自由和權利，可搶占道路、闖紅燈，成百上千人聚眾擾亂交通秩序和社會治安，一定不合適，不僅有違法律，還可能會更加激化矛盾。

時下，私權利的過分張揚或許已讓一些人陷入了誤區(qū)，加之相關部門在諸如廣場舞、暴走問題上的管理“撓頭”和作為不大，更助長了一些人違法的信心和勇氣。管理、制止“多數(shù)人的暴力”，困難肯定有，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并且應盡快想辦法，早點兒給氣球放放氣，別等到它吹爆的那天。

在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動場面足以驚呆任何一個外地人。在云龍湖周邊每天參與暴走的有上萬人，他們組成多則成千、少則幾十人的方隊，從音樂廳廣場出發(fā)，穿過云龍湖抵達南三環(huán)后折返，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由于暴走團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和車主發(fā)生矛盾，因此不少市民呼吁對暴走進行規(guī)范。（7月10日《現(xiàn)代快報》）

作為一種健身方式，暴走本身無可厚非，但參與者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則難免讓輿論將其歸為廣場舞一類，涂上蠻橫、缺公德等認知色彩。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警方對暴走族的道路違法行為，采取了加強值守、教育提醒等辦法，說好聽點是“人性化執(zhí)法”，說難聽點則是“執(zhí)法不作為”。由于執(zhí)法的軟弱，現(xiàn)在每天晚上7點半到9點鐘，云龍湖周邊的機動車基本被暴走族占用，根本無法行車。相關部門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久而久之，必然進一步增加暴走占道問題的治理難度，也許又會回到居民以暴制暴對抗廣場舞的老路上來。

暴走占道擾民現(xiàn)象，無疑又是一個法不責眾的生動案例。在很多暴走者看來，在機動車道大步流星盡管是平時不能干、不敢干的事，但現(xiàn)在暴走隊伍人多勢眾，只要“別人干了我也能干，眾人干了我更能干”，反正有那么多人在我頭上遮著、扛著，反正警察不會只追究我一個。正是有了這種“法不責眾”的心理暗示，以及執(zhí)法部門的過分遷就與放縱，才催生了一系列社會怪象。

廣場舞噪聲擾民也好，萬人暴走團霸占機動車道也罷，說到底還是公共意識出現(xiàn)了偏差，人們的權利意識復蘇了，而權利邊界意識卻沒跟上。喚醒權利邊界意識，既需要相關利益群體進行更多坦誠的對話和溝通，相互換位思考；更需要樹立法律的威嚴，破除“法不責眾”的心態(tài)，通過罰款等措施提高占用機動車道者的違法成本，喚醒他們的規(guī)則意識，不能只顧“走自己的路”，卻“讓別人無路可走”，須知，若自由無約束，則自由無意義。

任小康（知名時評人）

昨天就有多條與廣場舞有關的新聞：在徐州，最近每晚都有萬人暴走，暴走者據(jù)說是廣場舞大媽“變身”的。在上海，一位老人在廣場跳舞納涼時被另一冤家捅死。在廣東清遠，兩支廣場舞隊伍為了爭地盤而對簿公堂……

把鏡頭拉長還會看到，這個以大媽為主體的廣場舞已經(jīng)跳到港臺，跳出國門。在香港，能看到大媽英姿颯爽的舞姿；在臺灣的酒店大堂，能見到大媽即興起舞的身影；在法國的盧浮宮前，也有中國大媽翩翩起舞……

廣場舞不但有舞裝，還有“武裝”：6月30日，在北京東直門，一群大媽手持玩具刀槍邊跳舞邊做出瞄準射擊的動作。這一新“劇目”被稱為“持槍廣場舞”。在恐怖分子出沒的當下，很難辨別大媽們所持的槍是真還是假，因此“持槍廣場舞”很快被警方制止。

廣場舞以其噪音和氣勢震撼著周邊居民，那些不堪騷擾投訴無效的居民開始了“私力救濟”，有人向舞者扔水彈潑糞便打鋼珠槍，有人放藏獒驅(qū)散人群。

廣場舞及其派生運動暴走還在消耗著社會資源：清遠因跳廣場舞爭地盤，五個晚上四次驚動民警。徐州暴走團經(jīng)常占領景區(qū)，占用機動車道，闖紅燈，與車主發(fā)生沖突，當?shù)毓膊坏貌唤M織巡防隊伍執(zhí)勤巡邏。

廣場舞所帶來的負面反應，幾乎使“大媽”變成了貶義詞，有人甚至喊出“抵制大媽，人人有責”的口號。更有人編出這樣的段子來擠兌“大媽”：路上見一大媽摔倒，我正準備去扶，大媽看著我破口大罵：“年紀輕輕不學好，怎么撞人啊！”我愣了一下，嘆了口氣，默默地掏出手機放起了《最炫民族風》。大媽像打了雞血一樣跳起來，踏著節(jié)奏飄然而去，并留下一句話：“小伙子，算你狠！”

“不是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這一經(jīng)典名言，現(xiàn)在也有新的注腳：幾十年前，一群年輕人穿著花衣裳在大街上跳舞，完全不理會老年人的目光；幾十年后，一群老年人穿著花衣裳在大街上跳舞，完全不理會年輕人的目光。不是時代變了，而是當初的那群年輕人現(xiàn)在變老了。

如此編排“大媽”顯然對大媽群體不公平。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這種旁若無人的群體行為，或許可以從紅衛(wèi)兵那里找到精神血緣。那時的紅衛(wèi)兵喜歡集群行動，行動地點就常常選擇廣場和街道等公共場所，行動特點也是舞刀弄槍喊口號跳忠字舞。

探究這種精神血緣關系，不是在大叔大媽和紅衛(wèi)兵之間畫等號，但我們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這樣的道理：一個時代的群體行為和群體文化是有記憶是會遺傳的，數(shù)十年的時間水流都未必能夠沖刷這種記憶，更難于改變它的基因圖譜。今天的表現(xiàn)也許就是昨天的倒影。我們應該由此反省，我們今天的行為和文化，會給明后天留下什么？在若干年之后，我們會不會也成為被反感被編排的對象？

晚上原本冷清的徐州市云龍湖珠山景區(qū)，每晚七時許，上萬名廣場舞大媽統(tǒng)一著裝，三人一排，邁著豪邁步伐，踩著激昂的旋律，大步向前暴走，時速達到7公里。由于經(jīng)常干擾正常交通，也受到他人埋怨。

由廣場舞“轉(zhuǎn)行”到暴走，不變之處是其中擾民的因素依然令人焦慮，暴露出這種社會現(xiàn)象引起的矛盾不容回避。如何紓解矛盾，是政府、公眾和“跳舞暴走”群體三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

一是政府要懷有理性寬容思維，應想方設法拿出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一方面，政府要對這種“群眾文化”持包容態(tài)度，力所能及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大眾體育”的硬件設施。另一方面是政府各個機構要各司其職做好服務性工作，主動出面，適當把“群眾動作”朝文明方向引導。

二是城市公共秩序的維護，需要不同群體之間互讓互諒。嚴重擾民的團體鍛煉活動理應受到批判，但把廣場舞和暴走污名化，可能難免偏見在先。我們都會老去，今天寬容他們，將來我們才會得到理解和包容。

三是對跳廣場舞和暴走的群體來說，也要加強自律，選擇合適的地方和時間跳廣場舞，選擇無礙交通的地方暴走，而不能倚老賣老。前不久高考期間，武漢三中附近的大媽就跳起了“無聲舞”，目的就是為高考考生創(chuàng)造安靜的環(huán)境，這一事例說明，共同維護公共秩序，有時候只要多些通情達理，就能找到一個平衡點。梅劍飛 顧德寧

大媽舞又出新篇。日前，江蘇徐州“大媽暴走團”吸引了公眾的眼球。據(jù)報道：在徐州市的各大公園、景區(qū)、校園都能看到大媽暴走團的身影。其中，云龍湖周邊參加暴走的有上萬人，蔚為壯觀。

按說市民健身方式的多樣化本是好事一樁，它反映出全民健身的意識正在深入人心。熟料，這種新型的健身方式不僅沒能改掉原來大媽舞噪音擾民的痼疾，而且還添上了新毛?。撼汕先f的人在機動車道上且歌且前行，什么紅燈、堵車之類等全然不顧。弄得當?shù)鼐用窈蛙囍骺嗖豢把?，管理部門也頗為頭痛。

要我說，這事其實很簡單，和大媽舞擾民一樣，任何人都有強身健體的權利；同樣，任何人也不能只為自己玩得痛快，就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且影響公共安全。由此，徐州的大媽們盡可以今天跳舞明天暴走，但前提是動靜不宜太大，尤其是不能影響交通。暴走團是個新事物，顯然，徐州的大媽們又給管理部門出了道新難題。

【廣場舞大媽若擾民，當然不能豁免于批評，但批評應該是善意的，是基于現(xiàn)實生活情境的，而不是將大媽們獨自置于道德的真空中苛求，更不能只是為了從批評中尋得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p>

有個特殊的群體，在輿論場中似乎總能輕易“奪頭條”，那就是廣場舞大媽。

據(jù)媒體報道，在江蘇徐州的云龍湖周邊，每晚有上萬人參與暴走，其中廣場舞大媽是主力。少則幾十人、多則成千的暴走團，統(tǒng)一著裝，伴著激昂的音樂大步行走，這場面想想確實震撼。由于暴走團經(jīng)常占用機動車道，干擾正常交通，不少市民呼吁加強規(guī)范。

和現(xiàn)實的呼聲比起來，網(wǎng)絡世界的反對聲，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乏知名公眾人物，在微博上直接將暴走大媽視作老了的“紅衛(wèi)兵”。類似觀點在網(wǎng)絡上絕不少見，每次廣場舞大媽的負面新聞傳出，總少不了夾雜著調(diào)侃、厭惡甚至辱罵的聲音。廣場舞大媽似乎已成了這樣一個特殊形象：總是無視法律、公德，出現(xiàn)的所有目的，好像就為了招搖過市惹人厭。

的確，廣場舞大媽的很多行為，不那么討人喜歡。不用說占用機動車道、噪音擾民這樣明顯的錯誤，單是她們所喜歡營造的集體聲勢，就會令很多年輕人反感。但就算羅列出她們所有的不當，能否得出她們素質(zhì)差到不可饒恕的結論？對一些公共規(guī)則的無視，對人己權利邊界的無感，并不只是她們的“專利錯誤”，更多是這社會的“通病”。

就說對交通秩序的不遵守、對公眾場合噪音污染的忽視，大媽們做得肯定不對，但她們的素質(zhì)，不會比這個社會的蕓蕓眾生更差。在都市繁忙的紅綠燈路口，違規(guī)橫穿馬路的，難道都是大媽？至于攤點、工地噪音擾民，也不會都是大媽們干的。這么說，絕非意味著因為大環(huán)境如此，大媽們的言行就可被無條件原諒。只是想提醒，不必特別貶低廣場舞大媽，更不必上綱上線到恨不得將她們開除“街籍”。

廣場舞大媽，不是從地下突然冒出來，也不是來自星星的大媽，他們可能就是你我的媽，就活在我們身邊。她們的錯誤，可能也是你我的錯誤；要她們改變，可能需要你我同時改變。廣場舞大媽若擾民，當然不能豁免于批評，但批評應該是善意的，是基于現(xiàn)實生活情境的，而不是將大媽們獨自置于道德的真空中苛求，更不能只是為了從批評中尋得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

當然，有些習慣或許是有“大媽特色”的，有人說，她們只有在群體中才能找到存在感。大媽們呼朋引伴的出沒習慣，的確不太容易為現(xiàn)在年輕人所理解。但這可能也是“代溝”夸大了誤解，只要大媽們注意不侵擾他人，就不是多大的過錯。正如年輕人也會有為大媽們所不喜的行為，只是她們不掌握網(wǎng)絡的話語權罷了。

廣場舞大媽們不是生活于孤島，如果她們的問題真“罪無可恕”，作為她們親人的我們，誰能那么無辜地怒而遠之？

□敬一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