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農民工研究：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備受關注

概括地說，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四個問題上，即農民工的收入獲得及其影響因素問題、農民工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tài)度問題、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以及農民工的維權問題。

農民工是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一個特有階層，而農民工問題則是中國特有的一個社會問題。由于這個群體規(guī)模龐大（目前已經有2億多人），以及他們在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特殊處境，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非常重要的領域。

概括地說，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四個問題上，即農民工的收入獲得及其影響因素問題、農民工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tài)度問題、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以及農民工的維權問題。

農民的收入普遍較低，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則是一個需要大量實證研究來回答的問題。以往的文獻普遍認為，正是農民工的戶籍身份，決定著他們的收入水平相對于具有城鎮(zhèn)戶籍的職工而言普遍較低。近年來的研究對這個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質疑。一些研究發(fā)現（如田豐），戶籍因素主要影響農民工的勞動力市場進入，也就是說，一些條件較好的勞動力市場是他們不容易進入的，這是影響農民工收入水平的第一個因素。而當農民工進入一定的勞動力市場之后，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似乎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影響農民工收入獲得的，主要是他們的人力資本。其他一些研究則發(fā)現，對于農民工與具有城鎮(zhèn)戶籍的職工的收入差距來說，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福利收入，在不考慮福利收入的情況下，在低端勞動力市場，戶籍制度的影響確實并不突出。

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地位，相比于具有城鎮(zhèn)戶籍的職工以及其他從事非農職業(yè)的社會階層和群體來說，直觀上是較低的。這種狀況對于他們的社會態(tài)度的影響如何，也是學者們研究的一個議題。一些研究發(fā)現，農民工的社會態(tài)度與他們的經濟地位之間的關聯度并不那么緊密。例如，李培林和李煒的研究發(fā)現，農民工的社會態(tài)度相比城市社會其他階層而言更加積極，他們對此提供的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是：影響和決定農民工社會態(tài)度和行為取向的不是經濟決定邏輯，而是歷史決定邏輯。其他學者的一些實證研究也有類似的發(fā)現。

農民工的維權問題引發(fā)的研究，比其他相關議題引發(fā)的研究更加豐富?，F有的研究重點在于探討農民工維權抗爭的理論解釋。在這方面，大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解釋框架。一部分學者，例如潘毅等人，主張從階級分析入手來理解農民工的維權抗爭行動；另一些學者，如蔡禾等人，則主要從社會運動理論入手，并且結合承認理論和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等，對農民工的維權抗爭行動進行學理解釋。這兩種解釋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社會學所經常采用的主要研究范式，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的官民關系范式和人民內部矛盾范式在解釋農民工抗爭行為方面的作用也值得重視。

最后，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作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一個出路而不斷被學者提及和探討。這個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工的公民權利保障問題，當然，也涉及農民工自身的市民化意愿以及城市社會對農民工融入的影響。總的來講，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現象是當今中國社會農民工問題的重要內涵，而且研究表明（如王春光），隨著農民工的代際更換，農民工群體要求實現市民化的意愿變得更加強烈，盡管并不是所有農民工都有這樣的意愿。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需要國家層面相應的制度改革。

除了以上研究議題，2011年我國社會學的研究熱點還包括城市化問題、勞動關系問題、家庭結構變遷問題、老齡化問題、社區(qū)研究、“80后”青年問題、網絡虛擬社會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